就读于延安大学的00后女生张昱晨，常在课堂和研学活动中接触红色历史。此前，长征于她只是课本里的宏大叙事。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一件件文物让遥远的历史变得鲜活，文物所承载的故事，让她跳出书本刻板印象，看见长征除艰苦征程外，还有平凡先辈之间的温情坚守。这次研学经历，也成为她求学路上的精神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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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声笑了笑，“也是巧合。我在开学典礼上致辞的时候，她在底下笑出了声，那么多人里头，我就唯独看到了她。”
她长大了，她念了书，她终于懂得了人情世故，也明白了当年的法官绝非坏人，相反，他是个大大的好人，公正无私、清廉而富有同情心。
“后来，又叫我在食堂里听见她跟人高谈阔论，说我……”他把小白脸三个字吞了回去，笑了笑，“说我坏话，就这么结下梁子。”
陈宇森将公文包放在玄关的鞋柜上，换好了拖鞋，目光落在鞋垫上那双女士跑鞋上，顿了顿，抬头看着陈声，“有客人来？”
路知意对上他的目光，心脏一下一下钝钝地跳着，她连一点侥幸的心情都不敢有。
大约是在黄严拿到盒子三个月后的某一天，应该是在入夏之后，忽然在行内传来了一个消息：那个奇怪的匣子，终于被打开了。
起初，因为这些传言，所有人对这个盒子的好奇心都上升到了顶点，但是黄严一直打不开这个匣子，这种好奇心也就慢慢地消磨干净了。到了后期，也就没有人再关注这个事情和黄严这个人了。
如他所料，那个孩子并没有从楼房里追下来。那个年纪，还不知道主动的意义。在遇到这样复杂的事情时，往往是选择思考、犹豫。
当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主动跑来问我们能为他的故事出多少钱的时候，我们恰如其分地接待了他：这已经是一条被炒过很多次的新闻了。军方曾经将他在一家海军医院里软禁了好几个星期，其间他所能接触的只有官方记者，此外只有一位乔装打扮成医生的反对派记者。这个故事已经被拆解拼凑、翻来覆去地讲了许多遍，被加工修补，乃至歪曲颠倒，读者也早已厌倦了这位英雄人物。他出面替手表做广告，因为他那只手表历经风餐露宿分秒不差；他也替鞋做广告，因为他那双鞋结实异常，他几次想把鞋撕烂吃进肚子里都没能成功；诸如此类乌七八糟的广告他接了一大堆。他得了勋章，也在广播上发表过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讲，还作为未来一代的榜样上过电视，他在鲜花和音乐的簇拥下逛遍半个国家，给人签字留念，接受各地选美皇后的献吻。他也发了笔小财。我们找了他好多次都不得一见，这次他居然不请自到，可想而知，他已经没多少牛可以吹了，现在准是想编出点儿新花样挣钱，而且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政府也一定早就给他画好了道道。于是，我们请他从哪个门进来还从哪个门出去。突然，吉列尔莫·卡诺心头灵光闪动，在楼梯那里又追上了他，接受了他的条件，把他交到我的手中。这简直就像是给我手里塞了个定时炸弹。
十五年过去了，我没再重读过这篇记述。尽管并不完全明白集结成书有什么用处，我还是觉得它完全值得再一次出版。使我沮丧的是，相比对这篇文字价值的兴趣，出版商们更在意它是由谁的名字发表的，其实我很难过，这个名字恰好属于一个当红作家。这一次它能以书的形式出版，是因为我并没有深思熟虑就同意了，而我又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
而第二件让我惊奇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事，发生在我们工作的第四天，当时我请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给我描述一下引发那起事故的暴风雨。他完全清楚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字字千金，微微一笑，说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暴风雨。」还真是这样：气象部门证实了这一点，那一年的二月是加勒比海上又一个温和晴朗的二月。到那时为止从未在报端披露过的真相是，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上，一阵风使舰船发生了猛烈倾斜，造成了胡乱堆放在甲板上的货物散落，八名水兵落水。这一披露揭示了三个重大失误：首先，驱逐舰上是绝对禁止运输货物的；其次，正是因为超载，这艘军舰没能采取任何措施救援落水者；最后，驱逐舰上运输的都是些走私货：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现在问题很明白了，这篇记述，就和那艘驱逐舰一样，带了些不够安全的政治和道德货物，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这天，人们得知一条消息，在加勒比海的一次暴风雨中，哥伦比亚海军的卡尔达斯驱逐舰上有八名水兵落水并失踪。这艘军舰在美国莫比尔市经过维修，当时正驶回哥伦比亚港口卡塔赫纳，悲剧发生两小时后，该舰准点到达卡塔赫纳港。对海难者的搜寻工作立即展开，在南加勒比海地区实行警戒并从事其他善举的美国驻巴拿马运河区部队也参与了合作。四天后，搜寻结束，失踪水兵们被正式宣布死亡。然而，又过了一周，他们当中的一位气息奄奄地出现在了哥伦比亚北部一处荒僻的海滩上，他在一只随波漂流的筏子上没吃没喝地度过了十天时间。他的名字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事故发生一个月后，他给我讲述的故事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刊登，本书即由此而来。